粟裕是我国现代史上杰出的革命家和军事家，他与其胞兄粟沛的一些故事至今鲜为人知。
01、弟唱兄随 同心协力
粟裕的父亲粟嘉会，出生于封建社会的一个地主家庭。他少年即中秀才，后又中举人，之后却连科失利。眼看靠进身仕途谋官无望，于是弃文从商，往来于会同、常德间做木材生意。谁料一开始就逢沅水暴涨，将他经营的大批木材冲散，财产漂失殆尽。粟家从此债台高筑，只能靠变卖田产还债。
从粟沛、粟裕兄弟记事起，家境已大不如前，家里仅雇请长工阿陀和其他短工。很多事都靠母亲和粟裕兄弟做，无论山上、田里的活儿还是家务事，兄弟二人都争着做，以减少雇工，缓解家庭困境。
粟嘉会希望两个儿子光耀门楣，尽管家庭经常入不敷出，仍把两个儿子送到县第一高等小学读书。
1924年1月，17岁的粟裕向父母提出赴常德求学的要求。当时粟家经济拮据，嘉会先生担心两个儿子都会提出同样要求，遂感到为难而犹豫不决。在这种情况下，粟沛在父母面前极力为弟弟说话，并承诺协助父亲，共同挑起家庭生活的担子。
1924年冬，北伐军杨源睿部进驻会同、靖州、绥宁、通道等县，粟沛积极参加了大革命运动，并经人介绍加入了国民党，从事北伐的宣传工作。他经常上街演讲，向民众宣传革命道理。至今有当地的老人回忆起他来，还对他印象深刻。
哥哥参加革命的同时，弟弟粟裕也加入了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1925年暑假，粟裕从求学的常德回到会同。在粟裕回家之前，嘉会先生就已听说他和同学在声援“五卅”运动时与常德军警发生冲突的事。嘉会先生担心儿子发生意外，为了羁绊粟裕，便迅速为他订了一门亲事。粟裕在《粟裕战争回忆录》里曾说：“有件事情使我心烦，就是家里做主，硬是给我订了一门亲事。对方是一个富农的女儿，比我大两三岁，还是裹小脚的。我认为这是干涉我的自由，坚决不干。”
为了这事，嘉会先生对粟裕斥责多次，说：“违抗父命，是为不孝，我既已为你订婚纳聘，绝不能改！”并且不许粟裕出门，每天只准他待在楼上书房里温读《四书》、《五经》，还亲自给他课读《孝经》，并特别交代家人，要对粟裕严加看管。
粟裕因受到严父的盛怒逼迫，困守于斗室，度日如年，心情非常抑郁，遂提笔写了“闷心斋”三个大字的横额，贴在书房门楣上，门两旁还配了一幅“整日读经，何堪国事？终朝面壁，愧作须眉！”的对联，以示反抗。
粟沛非常理解和同情弟弟，他经常登楼和弟弟谈心，并约邻居张彧、张均兄弟来同粟裕下棋解闷。同时开导弟弟说：“你这样硬顶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不如佯允婚事，要求必须在‘二师’毕业后才可以完婚。”通过粟沛从中斡旋，粟裕获得了继续到“二师”学习的机会。
粟裕回到“二师”后，马上向家中写了一封态度坚决的信，声明：“革命不成功，自己不回家，不能耽误良家女子，劝其趁早嫁人。”嘉会先生看信后，感到鞭长莫及，无可奈何，只好听之任之。粟裕同时致书女方家庭，表明自己态度，说自己十年八年，甚至一辈子也回不了家，请她另嫁高门。
此后的十数年，粟裕音讯全无，其母梁完英经常以泪洗面，并天天在门口的“地神祠”前祷告，乞求神灵保佑远方的小儿子平安。
1926年，湖南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地处湘西南的会同也涌起农运热潮。1927年初，粟沛当选为会同县农民协会筹备处主任。因他经常为贫苦农民讲话，为佃户等弱势群体的权益诉讼，所以当时很受会同人民敬重。作为当时农民运动的骨干，他带领农会群众抓着劣绅唐文帏在县城游街，并将污吏胡子翼镇压。因粟沛经常手拿广播筒，站在县衙门口桌上为唤起民众而大声疾呼，又或者在队伍游行时，带领群众高呼口号：“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所以，会同人给他起了一个雅号：“大炮”。
1927年5月，粟沛在省城长沙出席了湖南省各县市党务联席会议。会议期间，醴陵的代表李味农、夏雪池要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谁料在等待党组织批准时，发生了“马日事变”。事变使湖南的党组织遭到破坏，他与党失去了联系。
“马日事变”后，常德的反动军队派出两个营，包围了省“二师”，捕杀进步师生。粟裕与同乡梁陶和麻阳人滕久忠等“二师”的同学，从下水道潜逃出校，躲进梁陶的姨父文寿山先生处（文寿山，湖南会同县人，曾任讨袁护国军参谋，已故）。在文寿山先生的帮助下，他们脱去学生装，换了长衫，戴上礼帽，混在旅客中，乘客船到长沙小吴门外火车站，爬上了一趟开往武昌的列车。到了武昌后，粟裕等人较顺利地找到了党团组织，并被安排在党领导的北伐军二十四师教导队工作。随后他参加了南昌起义，开始了戎马生涯，与家中的联系也因此中断了11年。
02、粟裕革命 父死兄逃
粟裕参加革命后，会同当局逼着嘉会先生交出粟裕。嘉会先生无可奈何，只好跑到亲友家四处躲避，没有过上一天安稳日子。
嘉会先生在流浪途中，既思念小儿子粟裕，又为大儿子粟沛的安全担心，也担心当局再次捉拿自己，于是积忧成疾，病情日益恶化。当时他既不能长住亲友家，又不敢回家，就拖着病体躲在县城附近一个小山冲一座矮小的木棚子里。他的夫人梁完英常以种菜为名，借机去给嘉会送吃的。嘉会先生因预感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一天晚上便在亲友的帮助下，悄悄回到了自己家里。他躺在床上，水米不沾，不久就与世长辞了，年仅43岁。
嘉会先生去世后，当局就找粟沛的麻烦，要他交出弟弟粟裕，粟沛只好也往外逃。他首先改名换姓跟一个裁缝当学徒，但没学多久，就另谋差事了。在熟人介绍下，他先后担任过武昌、长沙、株洲、萍乡铁路局文书课课员兼办党部事务，还当过益阳、零陵、洪江等地的民报社社长。几年以后，因当局对粟裕的追查没那么紧了，粟沛便回到了会同。
1938年，粟裕与家里恢复了通信联系，全家人知道粟裕还活着，都非常高兴。粟裕时常给哥哥寄来抗日宣传品和进步书刊，使粟沛深受鼓舞。粟沛在给弟弟的信中每每告慰其要安心工作，不要牵挂家中的老母和姐妹。在粟裕的影响下，粟沛也开始向广大士绅、佃户宣传抗日，号召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支援抗战。由于粟沛先生德高望重，讲的道理又浅显易懂，广大乡绅、商贩积极配合，踊跃捐款，为抗日筹集了不少经费，粟沛也因此担任了会同县财政局局长一职。许多佃户、青壮年农民、青年学生经过粟沛先生的宣传动员，也都踊跃报名，奔赴前线。仅1939年5月至9月四个多月的时间里，志愿从军的抗日青壮年就有六批之多。
1941年“皖南事变”后，兄弟俩转入秘密通信。粟沛收发信件时常被当局拆封或扣留。有一次，粟沛把一封粟裕寄给在会同简师读书的小妹粟翠兰的信和书籍转交给粟翠兰时，被同在简师读书的女儿粟一粒和李慧芳发现，她们俩便分别写信给粟裕，也要书籍及抗日宣传品，结果邮检时被查出。国民党会同县党部书记兼简师校长明译荣即带人前往粟沛所开的“祛病药店”兴师问罪。幸亏药店斜对面“三江旅社”的老板李文钦和其妻子杨月及时出面斡旋，此事才大事化小，以罢免粟沛县财政局局长了结。但也因为此事，粟翠兰被迫逃往贵州榕江数年之久。此后，粟沛与弟弟的通信更加小心谨慎。
1946年，粟沛被选为会同县参议会副参议长。在当副参议长期间，他与参议长陈方略及584名县民曾联名向国民大会提议，划湘黔边界25县新建芷江省，以示永远纪念日本投降事。与此同时，他所住的“祛病药店”仍然是当局重点监控的对象。尽管兄弟间的通信看过即销毁，从未保存，但时间一长，还是不免被当局找到了岔子。
1946年夏天的一个早上，“祛病药店”再次被县长杨粹麻子和明译荣带来的数十个枪兵包围，大门外还架上了机关枪。明译荣说有人看见粟沛的弟弟托人带来了书信，勒令粟沛将来人交出。“三江旅社”老板李文钦、杨月夫妇再次出面打点，再加上当时一位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任专员的杨明先生也出面递上自己的名帖作担保，才使事态得以缓解。虽然如此，他们并没有放过粟沛，只是因为当时粟沛在会同县的威望比较高，他们才不敢明着置之于死地，却从背后加以陷害。上述事件过去没多长时间，他们让粟沛自行前往第十专区洪江将此事说明白，途中却派了十几个枪兵暗中埋伏，企图暗杀粟沛。幸亏有好友梁文灿及时向粟沛通报消息，粟沛才得以逃脱杀身之祸。
03、迎接解放 兄立新功
1949年4月，十区专员杨镇南等在洪江召开各县保安行政会议，企图组织土匪武装以阻滞湘西的解放，粟沛参加了这次会议。粟沛按照弟弟“有理、有利、有节地与当局周旋”的告诫，在会上以“民力负担不了”为由，当场提出反对意见。县长秦绶章便以粟沛“策应共军渡江”的罪名派兵查抄了“祛病药店”，并长期派人布控，企图抓捕粟沛。粟沛深知越是临近解放，反动当局越是想除掉自己。为防遭暗害，他经常到乡下亲朋好友家躲避。
1949年10月4日，农历八月十三，粟沛梦寐以求的这一天终于来临，会同解放了。会同解放后的第三天，解放军驻城部队召开群众大会，成立临时维持治安委员会，粟沛被推选为主任委员。会同解放，虽然笼罩在人民心头上的阴霾一扫而光，但社会不稳定因素依然存在，一些失散在地方的溃兵游勇及土匪武装势力仍然威胁着社会的安全和稳定。鉴于此，粟沛亲自修书，派文振亚和张绪拭前往青朗，找到逃驻青朗的原“会同县自卫总队”队副龙志高，以粟裕胞兄的身份争取担保，要龙尽快集拢人枪，进城受编。龙一向对粟沛敬重有加，称呼其为“沛公”，又与文振亚、张绪拭是好友，经文、张二人交代政策、说明形势，龙消除了顾虑。11月2日，龙志高率110余人进城投诚，这对当时潜伏着的蒋匪残余势力是一个沉重的打击。1950年，粟沛又被选为会同县剿匪委员会委员。他积极想办法、提建议，并写信给匪首，劝他们缴械投降，为会同的和平事业立下了不小的功勋。
04、南京重聚 竟成永诀
大军渡江前，陈毅老总曾深情地问粟裕：“你离家20多年了，想不想家？”粟裕回答说：“我家有老母、哥哥、姐姐和两个妹妹，怎么不想！现在我只能以战斗胜利的消息，借反动派的报纸，向遥远的家里人报喜，让家里人知道我还活着。等到全国解放后，我定要回家一次。”1949年会同解放后，因当地匪患仍很严重，陈毅便提出要派一个排兵力护送他回家的想法，粟裕却谢绝说：“这样的代价太重了，不行！我们要把精力投入到和平建设上来。”
恰在这时，他获得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在上海读大学的侄子粟子仁前来找他，叔侄见面，分外欣喜，侄子告诉他，他母亲梁完英老人还健在。意外的喜讯，勾起了粟裕急于想见年迈慈母的念头。陈老总便电请解放会同的部队，请他们设法找到梁老夫人，并接到南京来。
1949年农历九月下旬的一天，粟沛接到驻军部队周谷性科长的通知，要他带母亲去南京与粟裕团聚，同行的还有粟翠琴、粟翠云两姐妹。他们从洪江起程，一路上都有陈毅派出的解放军官兵护送。在路上颠簸十数天后，终于在10月上旬的一天抵达南京。
自离家时起，时隔25年后，粟裕与母亲和兄长姐妹再次重聚，激动之情难以言表。但想到死去的嘉会先生及因革命而牺牲的粟翠兰，大家又不免伤感。粟将军工作很忙，没时间经常陪母亲和兄长，便派秘书鞠开陪同他们。
有一次在吃饭席间，粟裕提到当年的往事，对哥哥说：“1939年，写信要你来参加新四军，及至收到回信，虽是哥哥口吻，却不是你的笔迹，并且内容不对劲，所以好些年不敢再写信给你。”粟沛说：“难怪明译荣曾多次质问我，为什么暗地里和共产党通信，原来是他们截留了你给我的信，并用我的名义给你回了信！”
粟裕对哥哥非常关心，想让粟沛进华东人民革命大学，粟沛不肯，执意要回乡去。粟裕告诉哥哥，回乡后要主动向组织汇报在国民党政权任职时期做事的情况，相信政府会客观公正对待他的。回到家乡后，粟沛按粟裕所说，主动向组织汇报自己过去的思想和行为，政府把他当起义有功人员对待，将他安排在洪江市赣材中学任副校长。
05、历史有情 兄弟雪白
1953年，在赣材中学，有一个叫张芳辰的教员屡写揭发材料，制造了很多冤假错案。他曾举报“元昌纸号”老板黄元昌和少老板黄可桢组织反革命集团。因粟沛与黄元昌的大儿子黄志俊是挚友，往来密切，因此受到牵连，粟沛也被诬告为黄元昌反革命组织成员之一。洪江市公安局便把粟沛抓来审查，又送到芷江劳动改造。
龙志高曾对龙汤池、梁之栋等人讲过：“我听说‘沛公’关押在芷江，便去看望，见粟沛在推磨，每天起早摸黑，不得休息，我当时眼泪都出来了。”原黔阳专员公署公安处以“粟沛在解放战争前曾在伪政权中任过职，解放战争开始以后任过会同县临时参议会副参议长，现又有反革命罪行”为借口，在1953年7月11日判处粟沛有期徒刑四年。定性为“反革命”的打击使粟沛的精神崩溃了。想到因胞弟参加革命父亲被逼离家得病早逝，想到自己为抗日和会同解放作出的贡献被全盘否定，想起自己坎坷的一生，他越想越难受，身体每况愈下。1954年，粟沛在芷江劳改队得了痢疾，因当时医疗条件较差，治疗痢疾尚无特效药，没多久就去世了，享年才51岁。他的尸骨被葬在了会同攀龙桥。20世纪70年代建木器厂搞基建时尸骨被挖出，现已没有具体的尸骨埋葬处了。
几年后，粟裕也遭到了和哥哥类似的不公正待遇。1958年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粟裕受到突然袭击，之后他经受大会批、小会斗长达两月之久，并被撤销了总参谋长职务。在战争年代，粟裕先后六次负重伤，伤再重，他没有掉过一滴眼泪。但是，这回不同了。每当夜深人静，当他回想被批斗的情景时，泪水浸透了他的日记本。尽管如此，粟裕仍一如既往、忍辱负重，呕心沥血地为党的事业忘我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就是在“文革”这样复杂的环境下，粟裕也坚决抵制了林彪、“四人帮”对国民经济的干扰破坏，协助周恩来总理分管了国防、工业、交通、铁路、邮电和港口等各领域的建设工作。
1984年2月5日，粟裕同志与世长辞了。中共会同县委、县人民政府代表全县人民向中央军委要求：将粟裕的部分骨灰接回会同家乡，以示永久纪念。60年离家参加革命，三次拟回家乡看望都没有成行，这一次，粟裕终于实现了“生死沉浮寻常事，乐将宏愿付青山”的愿望，回到了家乡的青山绿水间。
粟裕去世后，金冶、谭肇之、秦叔瑾、黄野松、黄亦凡等一大批老同志，在傅奎清同志（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出席者、南京军区原政委）的支持下，年复一年，多次上书中央军委，恳请为粟裕同志平反。1994年12月25日，在粟裕逝世10年后，经过江泽民同志批示，中央军委考虑到当时对粟裕只进行了批判，没有做任何“处分”，不存在平反问题，便决定以两位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张震的名义，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两报同时刊发《追忆粟裕同志》的文章，作为对粟裕不白之冤的正式纠正。文章除了对粟裕光荣战斗的一生作了公正全面的评价外，最关键的两句话是：“1958年，粟裕同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受到错误的批判，并因此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这是历史上的一个失误，这个看法，也是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意见。”
所谓的“粟沛案”，也在粟沛去世30年后，在全国对历史遗留问题进行清理时，于1984年12月6日由湖南省怀化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平反。法院撤销原黔阳专员公署公安处对粟沛判处有期徒刑四年的错误决定，宣告粟沛同志无罪，并肯定了他“在伪政权任职的历史问题，曾向有关部门交代清楚，解放初期在迎接解放工作上作出了较突出的贡献”。
一生维艰的粟沛、粟裕兄弟，终于可以含笑九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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